亓巧玉的家乡位于黄河滩区的郓城县大潭乡汤垓村。黄河滩区，是黄河拥抱大海之前，留给中华大地的一个难题。“堤西发大水，面少和得稀。”这是山东花鼓戏的一句唱词，说的正是黄河滩区的苦难。

“汛期一到水淹滩，大风吹过沙漫天。”从前，这里的孩子不上学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于是，这里便成了全县文盲比较集中的地方。仅汤垓村这个1500多口人的村庄，就有青壮年文盲100多人，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

回忆起这些往事，亓巧玉至今记忆犹新：“在田间地头，在赶集的路上，他们经常向我诉说没有文化的难处，强烈要求学习文化。所有这些，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多么想帮助这些兄弟姊妹学习文化啊！但是，我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家庭的重担使我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

亓巧玉的大儿子一岁半就患了婴儿瘫，二儿子六岁时患了脑瘤，经多方治疗无效夭折，女儿又在十八岁那年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她的丈夫也患有严重的肝炎。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亓巧玉一个人的肩上。

亓巧玉因不堪家庭重负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正是菏泽扫盲掀起热潮的时候。自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扫除文盲工作条例》以来，菏泽地区一直把扫盲工作当作全民教育的重点来抓。为切实搞好扫盲工作，菏泽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摸清农民文化情况，建立文盲档案；以点带面，推行扫盲承包责任制，并逐步搞好脱盲验收工作；定任务、定学员、定时间，拉开了时不我待的架势。

亓巧玉家乡所在的郓城县，更是把落实扫盲工作放在了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为深入宣传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广泛发动大家参与扫盲运动，郓城县要求每年开好县、乡、村三级动员大会。县动员大会再开成有线广播大会，38个乡（镇）设38个分会场，县委、县政府领导做动员报告，各乡（镇）党委及政府主要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行政村三大员、全体中小学教师参加，近万人收听。县动员大会一结束，各乡（镇）立即召开由收听人参加的动员大会，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根据县动员大会前召开的预备会议的要求，做动员报告，布置本乡（镇）的扫盲工作。之后，各行政村再召开村民动员大会。

郓城县政府、各乡（镇）政府、行政村，以及县教委、乡教委、小学层层签订了《扫除文盲目标责任书》，并实行县领导包乡（镇）、乡（镇）负责人包管区、管区负责人包村、村干部包学员，县教委干部包乡（镇）、乡（镇）教委包片、小学校长包班的岗位目标责任制。县教委要求以农村小学为依托，以小学教师为主体，以农村青壮年文盲为主要对象，以冬春两季为重点工作时间，建立了“日校办夜校，一师任两教，一长管两校”的办学体制。

1992年冬天，大潭乡教委找到亓巧玉，想让工作优秀的她担任本村的扫盲教师。亓巧玉说：“想到兄弟姊妹们学习文化的迫切需求，想到领导们对我的信任，我没有理由再犹豫不决。”就这样，亓巧玉坚定地挑起了扫盲的重担，为渴求知识的乡亲们点亮了希望之光。

“走南闯北不识字真是寸步难行，多亏您教俺学文化，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

这封信，出自两名原来大字不识的农民汤秀坤、汤玉梅之手，而收信人，就是亓巧玉。汤秀坤、汤玉梅在亓巧玉的帮助下脱盲后，去大连海菜厂打工，得以走出黄河畔老家的一亩三分地，来到大海之滨开阔眼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

面对这封信，亓巧玉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有很多学员，因为有了文化而走上了致富路，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教书育人，善莫大焉，何况是消除蒙昧、开启窗户的扫盲呢！但是，做这样一件难事有多难，却是亓巧玉当初始料未及的。

为确保扫盲工作的正常开展，按县里要求，学校提供教学场所和教学设备。汤垓村的小学位于村子的东南角，那几年雨水偏多，学校地势低洼，学员到学校学习必须绕道而行，离学校较远的学员每晚要走三里多路。特别是参加扫盲学习的又多是妇女，非常不方便。为了方便学员，家就在村子中间的亓巧玉决定把扫盲班办在家中。

亓巧玉的丈夫知道后坚决反对。那几年，她丈夫肝炎正严重，为了让他好好养病，家里东拼西凑负着债才盖起了四间房子。一说要腾出房子办夜校，他一时不太接受。“那个时候，我教着小学，还要做家务、干农活、照顾孩子，他也不太舍得让我再教扫盲班。”亓巧玉微笑着说。但是她主意已定，就耐心地做丈夫的思想工作，给他诉说文盲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讲扫盲工作的重要意义。“他知道我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好的倔脾气。”最后，丈夫终于被她感动、说服了，同意把家里仅有的四间瓦房挤出中间的两间做教室。

扫盲班办在了家里，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没有桌凳，亓巧玉就把家中的条几腾出来当教桌，还把准备打家具的一根大榆树解成木板，又买了三百块砖，架起了简易的课桌。此外，家里的大椅子、小板凳和饭桌都派上了用场。由于经济困难，家里多年没有用上电，这次亓巧玉又用仅有的60元钱购置了材料，安了电灯。就这样，亓巧玉在自己家里办起了大潭乡第一个农民文化夜校，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

为了不辜负广大学员的期望，让学员尽快脱盲脱贫，亓巧玉根据学员的不同情况编班分组，有时统一授课，有时分散教学，有时个别辅导，并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她还根据学员的需求，向他们传授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和常用的实用技术。为了活跃学习气氛，增加夜校的吸引力，亓巧玉还经常教唱一些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我班的学员比较多，他们的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接受能力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渴求学习文化、学习知识。”亓巧玉说，办班之初，他们就找人把写有“成年人得到了学习机会真是一件大喜事”的标语贴在了墙上。

从夜校开办那天起，亓巧玉白天在小学上课，晚上再教扫盲班，等夜校的学员都回家以后，她才开始批改白天的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除此以外，她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和儿女，熬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儿。回忆起当年夜校学员上学的事儿，亓巧玉感慨万千：“想当年他们的学习精神真是很感人。

那时我们村还是土路，遇到下雨天路上很难走，学员们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总是按时来夜校学习。虽然我白天上了一天课，晚上再累，嗓子再疼，我还是面带笑容和他们一起愉快地唱歌、学习。”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汤垓村农民夜校开办四年间，参加学习的学员共103人，其中99人掌握了1500个汉字。脱盲的学员们，不仅能读书、看报、写信，有的还学会了查字典，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许多原来的文盲脱盲、脱贫变成了“种田能手”“致富状元”。

当时汤垓村里有个叫汤继奎的学员，见班里都是女学员，刚开始不好意思进去，总是躲在窗户外面偷偷学。亓巧玉发现后就抽时间去他家里教，后来他终于打消顾虑进了教室和大家一起学习。汤继奎是村里最早走出家门的人，自从有了文化，他出去挣了不少钱，家里还种着苹果树，盖了楼房有了存款，现在还不断组织村里的人去外地挣钱。

更让亓巧玉感到骄傲的是扫盲班里的汤凤花。由于父母没有文化，当年汤凤花只能按父母的要求帮着看小妹妹，没有机会上学。她常常抱着妹妹在学校门口听别人念书，对知识充满了渴望。一听说村里要办夜校，汤凤花急忙跑到亓巧玉家里报名。每天晚上学的字，汤凤花回到家里还会再念再写。当时她拼音学得好，很快学会了查字典。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汤凤花年龄不大就进了厂子，据说现在当上了会计，也在县城安了家，每次回来都开着小汽车。

在郓城，那些年这样的故事，说也说不完：肖皮口乡的张福景靠在夜校学到的养殖技术办起了养鸡场；郭庄乡的葛素梅、黄爱花脱盲后靠科技种植成了万元户；大潭乡学员刘云贵赴青岛学习粘花技术，与别人合资办起了粘花厂，产品远销美国、德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1996年，在春意盎然的江南古城温州，来自黄河之滨的扫盲教师亓巧玉感受到的暖意肯定比别人多几倍。在此召开的全国扫盲工作会议，她作为全国唯一的扫盲教师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同一年，她还获得了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中华扫盲奖”特等奖荣誉证书。

正是这一年，菏泽地区九个县（市）扫盲工作通过省政府评估验收，扫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任扫盲教师几年来，亓巧玉多次被评为乡、县、地区优秀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1994年被评为菏泽地区“三八红旗手”，1995年被评为菏泽地区模范教师，同年还获得了国家教委和全国妇联联合颁发的“巾帼扫盲奖”，1996年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华扫盲奖”特等奖。说起这些荣誉，亓巧玉拢了拢花白的头发，面带羞涩地说：“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在扫盲工作中，我每前进一步，都得到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受到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作为一名民办教师，我只是做了应做的工作。”

亓巧玉同志的背后有着无数的“亓巧玉”在默默无言地辛勤付出，在日复一日地扎实工作。他们集腋成裘，积沙成塔，积跬步至千里，在一棒一棒的接力中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来，菏泽地区扫盲工作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全区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扫盲工作，将扫盲工作列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扫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为推动扫盲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还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师资落实——在全区挑选5000名优秀小学、幼儿教师充当扫盲教师，推行“日校办夜校，一师任两教，一长管两校”的办学形式；教材落实——要求学员课本人手一册，作业人手一本，几年间翻印教材《安子介现代千字文》，编印教材《扫盲三字经》，加上省编教材共10万多册；灵活多样办学——坚持多形式办学，因地制宜，因人施教，以技术带文化，以文化促技术，学文化和学技术相结合；场所落实——各乡镇将中小学校、乡村农技校、行政村党员活动室等作为扫盲学习的场所，为学员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落实扫盲经费——尽管全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十分困难，各级财政还是尽最大努力增加扫盲拨款，同时坚持多渠道筹措资金。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全体扫盲教师的不懈努力下，群众脱盲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郓城为例：杨庄集镇的扫盲班星期天不停；三屯乡夏楼村的扫盲班“农闲多学，农忙少学，长年不断线”；郭庄乡梁西村的学员董雪真正月十六结婚，正月十九就进了扫盲班，被大家戏称“不守洞房进学堂”；徐垓乡的陈景丰、大人乡的魏秀春、伟庄乡的王效军等一些残疾人，或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到夜校学文化……经过几年的夜校学习，脱盲的学员大都成功脱贫致富。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据资料显示，郓城县1993年全县举办扫盲班527个、提高班94个，参加学习的达1.7万人；1994年全县举办扫盲班642个、提高班117个，参加学习的达2.3万人；1995年全县举办扫盲班192个、巩固提高班314个、技术班406个，参加学习的达3.05万人。1995年5月，郓城县政府对全县38个乡镇的扫盲工作进行验收，全县青壮年文盲已由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的3.7万人下降到0.75万人，非盲率由1990年的90%提高到98%，脱盲人员的巩固率在95%以上，并已普及了初等义务教育。

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菏泽地区青壮年非盲率为78%。经过数年轰轰烈烈的扫盲攻坚战，到1995年底，菏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半文盲666978人，全区青壮年非盲率达到97.8%。1996年6月，菏泽被山东省人民政府确认为基本扫除文盲地区。至此，全省1949年10月后出生的15周岁以上青壮年人口非盲率，在城镇、企事业单位达98%，在农村达95%以上；脱盲人员巩固率达97%以上；全省所有县（市、区）基本实现了普及初等或初级中等教育，堵住了新文盲产生的渠道。1996年12月，国家教委组织扫盲检查组，通过抽查验收，认定我省各项指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我省成为全国首批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之一，并被国家教委、财政部授予“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先进省”称号。郓城县被授予“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先进县”称号。

回忆四年来的扫盲工作，亓巧玉说：“要说我体会最深刻的，那就是农民没有文化是发家致富的最大障碍，啃得动书本子，才能扎得下富根子。”是啊，多么朴素的一句话，却道出了所有渴求知识的农民的心声。

进入新时代，教育资源更加均衡丰富，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更好的维护，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要和运用已经进入崭新的境界。如今的一日千里，不正是当初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吗？！

亓巧玉，扫盲历史大潮中的一朵雪浪花，折射着那一段辉煌的民族进步的激情岁月。扫盲，这张历史照片终究会泛黄，但是它的光芒绝不会被隐藏；亓巧玉这个名字虽然没有多么响亮，但是她的事迹定会被许多人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