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经历了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被评选为国家重点学科的过程。那么，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曾繁仁：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做好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国家重点学科需要能够解决四化建设中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能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根据，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进学科发展做出较大贡献。此次评选共评选出416个重点学科，其中文科78个、理科86个、工科163个、农科36个、医科53个，涉及108所高等学校。

此后，国家又组织了两次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第二次评选工作是在2002年，为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而展开。此次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采取学校申报、同行专家评议和行政审核批准的方式进行，在专家评审基础上，确定重点学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评选结果，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为体现公平竞争和不搞终身制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的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全部重新参加此次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原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名称自动取消。第三次评选工作是在2006年。为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与科技的要求，急需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调整国家重点学科结构。这次重点学科调整中，建立了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多元投入机制，并完善了检查考核制度，确立了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检查、监督和激励机制，等等。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山大文艺学被评为重点学科的情况？您认为文艺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曾繁仁：2001年，国家教委开始评审国家重点学科，由我与谭好哲教授去北京参加关于文艺学的汇报。当时山大文科只有文艺学一个学科评上了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大学文艺学2002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实力与特色：实力是当时已经形成老中青三代学术代表；特色是我们文艺学专业当时以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教育研究而享誉学界。

记者：您怎么看待国家从重点学科评选到一流学科建设这样一种学科建设政策的变化？

曾繁仁：从2006年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国家重点学科学术水平、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但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严峻挑战和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坚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基本原则，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可以看出，一流学科评选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学科的国际竞争力。学科建设追求的目标不再满足于成为“国家重点学科”，而是力争成为世界一流学科，拥有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记者：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您认为国家重点学科（包括一流学科）的评选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曾繁仁：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强力推动了我国学科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与调整，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学科为骨干的学科体系，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全面提高。

根据“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到2030年，要有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百年“中国梦”的重要驱动力。

记者：众所周知，山大素以文史见长。那么，山大深厚的文史哲传统在文艺学学科中的传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繁仁：山大素有文艺学的良好传统：第一，1925年，山大在青岛期间，校长杨振生就是从事文学研究的，著名作家闻一多、老舍、洪深、沈从文等人都在山大开设过“近代文艺批评”“文学概论”等文艺美学课程；解放后，华岗校长是文史研究专家，率先在全国开辟了鲁迅研究的传统，组织编写了全国最早的《鲁迅研究》，后来在监狱中又写了《美学论纲》；成仿吾校长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创造社代表人物；吴富恒校长曾留学哈佛，是新批评派主要代表人物瑞恰慈的学生。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大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学家；第三，山大素有美学研究传统，从孙昌熙、周来祥到狄其骢都是现代美学研究名家；第四，山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编的《文艺学新论》初版于1959年，是第一部明确地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与理论体系建构的文艺学教材。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在推动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哪些？未来的研究规划着重于哪些方面？

曾繁仁：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视学术队伍建设。在原有研究人员的基础上，2009年引进的屠友祥教授为山东大学“齐鲁学者”，2011年引进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外国文学评论》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盛宁教授为山东大学人文学科一级教授，中心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多位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中心形成了文艺美学、生态美学、审美教育、审美文化四大研究方向。文艺美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新的学科方向，中心将文艺美学作为研究重点，在学科定位、学术史清理、理论内容的深入挖掘与拓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绩。

在以文艺美学研究为基础的同时，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积极关注学术前沿领域，努力拓展新的学术增长点，发展新兴学科。目前，生态美学已经成为本中心学科发展的突出亮点。我们在国内首先倡导生态美学研究，现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生态美学研究团队，并联合国内外生态美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于2011年成立了“山东大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了同仁刊物《生态美学通讯》，并多次主办国际生态美学研讨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文化的繁荣，审美文化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已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研究中心在审美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科生通识课程“中国审美文化”已经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此外，如何将美学研究应用于教育之中一直是本中心的重要研究方向，并形成了审美教育研究团队。我们长期致力于审美教育研究，主持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当代中西艺术教育比较研究”，已经出版了审美教育系列丛书。

近年来，本中心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100多名，其中1篇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另有多篇论文获山东省优秀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奖。中心刊物《文艺美学研究》已经出版了5辑，为中国文艺美学的研究和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1年至今，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9项、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项目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项，并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周来祥教授（已故）的文艺美学研究、陈炎教授（已故）的审美文化研究、盛宁教授的西方文论研究、谭好哲教授的文论综合创新论研究、王汶成教授的文学语言论研究、仪平策教授的生活美学论研究、程相占教授的古典文艺美学研究、屠友祥教授的语言学与批评理论研究、唐建教授的中国书画美学研究，以及我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和美育当代性研究等，都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初步确定了“十三五”规划期间的主攻方向和研究课题为“文艺美学基础理论研究与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在您的推动下，山大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有着比较广泛的对外学术交流。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曾繁仁：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一向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水准和实质性国际交流。尤其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心将生态美学作为主攻方向，分别于2005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召开过6次与生态美学相关的大型国际会议。尤其是2015年这次，是由国际美学学会、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BK21PLUS事业团联合主办的，来自多个国家与地区的近百名代表，围绕“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外，我们还举办了“审美与艺术教育”（2002）、“东方美学和文化产业的当代发展”（2007）、“中西比较视野中的西方文论”（2011年）、“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2013年）、“儒教美学与创意性人才”（2016）等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等国外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机制，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心还聘请了美国著名文论家希里斯·米勒、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法国哲学家杰罗姆·伯雷、日本美学家青木孝夫、韩国美学家朴商焕等担任客座教授。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先后有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日本、韩国、丹麦等50余名学者前来进行短期访问、合作研究和讲学，共同指导和培养研究生。

记者：2017年4月，李克强总理考察山东大学，你们曾经见过面，您还向李总理赠送了您的著作。能否回忆一下你们当时见面的情景？

曾繁仁：李克强总理来山大时，有一个在《文史哲》编辑部与山大代表性学者见面的安排。学校建议我将自己的《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一书送给总理，原因是学校有关部门和领导认为，这本书表明了我尝试在世界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美学环境美学之外，建立中国特色的以“天人合一”为文化模式的生态美学的探索，具有一定特色。在送书过程中，我简单地介绍了山大在生态美学方面基本建设的情况。总理关心如何处理中外美学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美学形态，包括如何处理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鲍姆嘉通及康德美学等著名美学流派的关系等。总理在谈话时表现出了很强的专业性。总理勉励大家继续沉下身子，潜心研究，既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担起更大责任，也要努力攀登国际科研高峰。

记者：您是60岁左右才开始生态美学的研究，这个年龄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而您却开始涉足一个崭新的领域，并最终成为生态美学学科的奠基人和主要推动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从事生态美学的研究？

曾繁仁：我从2001年正式投入生态美学研究事业，近20年来始终坚持。其机缘是受到陕西师大刘恒建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的邀请，参加由中华美学学会、全国青年美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主报告，引起较大反响。该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被多家期刊转载。

我主要是深感于当时我国工业化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国家发展与人民健康。西方的现代化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前车之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步其后尘，美学应该给出自己的反思。而在学术界，人类中心论占据统治地位，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力量有所改变。

记者：您能否介绍一下生态美学领域目前主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

曾繁仁：生态美学目前关注的问题是：第一，克服传统实践美学的人类中心论，构建生态美学的人与自然共生整体论；第二，在美学理论中以“诗意栖居”代替“人化自然”；第三，建设自立于世界的中国传统“生生美学”。未来生态美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的建设，中国古典美学体现为以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为文化基点、以“生生不息”为基本内涵的“生生美学”。挖掘中国本土生态美学资源，需要当代学者在中西互证、互应与交流的对话中，建设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之根，又能够为世界学者所理解的美学形态。

记者：目前国内以及国际上生态美学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

曾繁仁：生态美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美学形态，在西方主要包括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两大块。近十多年来，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目前我们总算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十多年来我连续写了三篇文章，并在国际会议上两次发言，在韩国做专题报告，进行了“生态与环境之辩”，引起了一些国外学者注意。柏林特教授出版专著表示了同情的理解。

记者：您一开始是从事西方美学研究，后来又转向美育研究，现在的重心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研究。这一系列转向的背后，是否有一种内在的学术脉络的承接？

曾繁仁：我学术研究的中心除去学术的兴趣，主要是对人生的关注。西方美学之中现代欧陆现象学存在论美学对于人类生存的关怀，以及席勒的《美育书简》引导我于1981年开始关注审美教育，并于1985年出版《美育十讲》；特别是海德格尔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观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引导我于2001年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

记者：生态美学追求“诗意地栖居”，这是一种很美好、很理想的状态。您认为生态美学对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启示？

曾繁仁：从现代化的角度，没有生态的安全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化；从人权的角度，每个人都有权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获得健康的生存；从美学的角度，“诗意地栖居”强调眼、耳、鼻、舌、身整个身体参与，是主体与对象、人与世界的机缘性共在，是一种审美的生存。人只有在审美的存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记者：有学者主张人文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价值中立，与现实保持一定的疏离关系，这样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有人认为人文学术研究不是象牙塔，应该密切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要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曾繁仁：价值中立是西方分析美学的学术立场，我们不同意完全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在历史事实的还原上应该价值中立，但任何研究都包含着评判，评判都是有价值立场的。生态美学研究在历史资料的使用与客观生态环境的呈现上应该价值中立，但生态研究说到底是一种伦理研究，是一种维护生命共同体的研究，这是一种责任与良知。

记者：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中，传统美学的“西方中心论”有所改观，东方美学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资源及其价值被重新评估和认识。这一点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曾繁仁：立足本土，中西融通，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宝贵的财富。但在后现代语境向古代“轴心时代”寻找理论资源的趋势下，中国古代美学遇到了重放光彩的机会。德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加以借鉴，提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对孔子与孟子的“仁爱”思想进行借鉴，提出著名的“人与自然为友”的主旨等。

尤其在生态美学研究中，以“天人合一”为主要文化立场的中国古代美学重放光芒，它的“天人合一”“生生为易”“民胞物与”“道法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心斋坐忘”“万物齐一”“善待众生”等古典形态的生态审美智慧很容易融入新的生态美学建设之中。

记者：您认为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曾繁仁：其重要价值是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美学智慧。当前，人类社会逐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我国也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美丽中国”被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生态美学对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对于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