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坚持“十六字方针”的第一次招生会议

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废弃，1966年到1971年，我国大学停止招生。1971年至1976年，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即上大学实行“推荐制”。1972年全国有13.3万名工农兵被推荐入学，绝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上大学。我从1973年就在省教育行政部门参与招生，当时省里每年下达一个文件，把招生名额下达到各地市，谁能上学、上哪个学校由地方决定，招生学校相关人员到地市去带学生。这种推荐上学的制度，由于上学不看学生的学习成绩，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招生会议，是1977年6月在太原晋祠宾馆由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主持召开的。山东的与会代表是时任省教育局副局长的宁汉戈和我，我当时是计财处副处长。会议制定了1977年高校招生的文件（草稿），因为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禁锢得很厉害，招生文件仍坚持“十六字方针”。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工作，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希望找一些敢说话的教授和科学家参加座谈会。随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找人，确定了一个33人的与会者名单。

当年8月9日，我们接到教育部通知，11日到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报到，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报到之后才知道，此前的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由30个教授、科学家参加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在谈到当前的高校招生办法时，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非常气愤地站起来，列举了“十六字方针”的罪状，说现行的招生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呼吁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建议邓副主席指示刘西尧部长，马上改（有意思的是，查全性的大儿子和女儿就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多年后，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编者注）。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吴文俊、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研究员王大珩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邓小平同志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时间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然而，会议上专家们的意见使邓小平改变了决定。他当场问刘西尧：“怎么办？”西尧同志讲，今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很坚决地讲：“来得及，今年就改。明天就把各省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找来，我还要到会上去讲话。”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如何改革现行的招生办法。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两个凡是”思想在当时仍占主导地位，大家老想从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中找到依据。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会议讨论了30多天，仍没有什么结果。这时《人民日报》的一位高级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反映会议讨论情况，并对刘西尧部长提出了批评。

小平同志看过这期内参后，9月19日，接见方毅同志（主管教育的副总理）和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发表了著名的“9·19”讲话。那天深夜，会务组通知，全体代表到教育部五楼会议室开会。刘西尧同志传达了邓副主席的讲话，并说小平同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刘西尧啊刘西尧，你前思后虑，左顾右盼，怕什么？就怕跟着我邓小平犯错误。几百万教师对你有意见，你不替人家讲话嘛。”

传达完后，代表又一致要求，请西尧同志请示中央，这个讲话太重要了，要印成红头文件，好向省委汇报。这应该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最早的讲话，听了后我们非常兴奋。

会议调子定下来了，很快形成一致意见：废除“十六字方针”，恢复高考。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等条件的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招生办法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分为理工和文史两类）、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阐述了高校招生工作拨乱反正的巨大意义，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动。

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开始恢复。

由于当时准备时间短暂，1977年的高考工作安排在第四季度进行，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自行命题招生。当年，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招生意见中特别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此外，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我们在参加完会议回到山东后，向省领导做了汇报。我省立即成立了以时任省委副书记高启云同志为主任的省招生委员会，下设招生办公室，宁汉戈同志兼招办主任。命题、组织考试一大堆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

首先，命题、印刷、试卷的运送分发要求万无一失。当时考四门课，理科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文科是政治、语文、数学、史地。我们挑选了几十名有经验的中学、大学教师封闭在长山岛的一个小岛上命题，并规定“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绝对不能离开”，随后这些教师又封闭到印刷厂参与印题，直到高考结束后才得以“解放”。

以“1977年山东省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语文试题（A）”为例，恢复高考第一年的考生只需答三道语文试题，短短一页纸，九行题目，第一道是作文题，题目是“难忘的一天”；第二道是解释词语：（1）诽谤（2）踌躇（3）明火执仗（4）居心叵测（5）高瞻远瞩；第三道是一段“鹬蚌相争”的文言文断句与翻译。当年语文考试的要求是：文科生三道题全做，理科生只写作文。答卷时，一律抄题。当年高考是各省自主出题，每个省的考题风格各异，难度也各不相同。1977年高考部分省市作文题如下：

北京：《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湖南：《心中有话向党说》；

四川：《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

浙江：《路》；

吉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

甘肃：《不到长城非好汉》；

福建：《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

江西：《难忘的时刻（理科）》《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文科）》；

江苏：《苦战》；

湖北：《学雷锋的故事》；

安徽：《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

其次，高考组织工作必须是万无一失。当年报名的考生是80万，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印题的纸张紧缺。记得当时高启云同志下了死命令，对一轻局的负责同志讲，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拦路抢劫也得把纸弄来，不然我拿你是问。后来，听说动用了印《毛泽东选集》五卷的纸。

再就是庞大的考试组织工作。80万人考试，考场要设在乡镇学校，要求必须维持好考场秩序。

当年的12月11日至13日，全国570万名考生同时走进高考的殿堂，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录取工作十分规范。山东省当年招生人数是8000人，真正是百里挑一。那时录取办法是“段段清”，今天录取300分的考生，300分的都录完了，明天再放290分的考生，以此类推，上一个分数段的录不完，下个分数段的不能放。那时要求严，社会风气也好，没有人敢递条子、找关系。

1978年1月3日召开总结大会，宣布高考阅卷工作胜利结束。总的情况是：以“66届”学生成绩最好，语文平均80分，理化平均90多分；应届生成绩差，不及格的考生很多。

录完8000人以后，还有不少“老三届”（指66、67、68届高中生）的学生，成绩很好但受名额限制上不了学，考虑到这些人今后的机会不多了，又动员高校多招了2000人，总共招生1万人，录取比例是80∶1。新生于1978年春入学。

1978年7月，全国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恐怕也是高考史上的特例。恢复高考为“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吹响了号角，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挽救了整个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

1977级的学生成分最为复杂，有下乡知青、退伍军人、码头搬运工、木工……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六七岁，孩子都上初中了，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有些则是拖家带口来上学。除了极个别年龄较小的应届生外，大都有过几年不同的社会阅历。

经历了动荡坎坷，再进入知识的象牙塔，深知国情的大学生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几乎所有人都把读书当成了头等大事。学生之间年龄和阅历相差很大，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早到晚，通宵达旦，被辅导员赶回宿舍后，一旦熄灯，走廊、卫生间、校园电线杆子下，全都是读书的身影，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用功。由于那时候书籍资料匮乏，每人都是争先恐后地看书，因为书很快就被别人借走了。

1977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1981年到1982年间，1977年考录的27万大学生陆续毕业，为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19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67万毕业生喷涌出来，填补了巨大的人才空缺。

高考恢复41年，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在这里交汇和转折。恢复高考41年后，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已不复存在。41年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中国的高等教育会有今天的局面。由此我们展望，明天的教育会更加健康辉煌，明天的祖国会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