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 李希贵，1959年出生。曾任高密一中校长、党委书记，高密市教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2017年6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他是一个平常人。 貌不惊人，个子也不高大，很瘦弱的样子，看不出什么才气、英雄气。如果许多人和他在一起，你不会第一眼就注意到他，第一眼就留下印象。就连他的名字也很普通：李希贵——一个标准的农家名字，带着中国农村的乡土气，既不文雅，也不响亮。 我认识他纯属偶然，或者说是一种缘分。 那是1995年，好像是5月份，我到青岛参加一个中学语文教改会。会上他有个15分钟的发言，介绍他所在的高密四中的ACT语文教改经验。当时他的发言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印象里只有一口并不标准也不中听的带有浓重山东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当时甚至还有些反感——“ACT”？又搞什么新名堂？所以也就没有认真听下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留意。 中午吃饭时，无意之中我们坐到了一起。本来，萍水相逢，坐到一起吃顿饭，彼此之间点点头也就完了，不会有什么故事的。碰巧，当时潍坊市教研室高中语文教研员秦若可先生也在这一桌。秦知道我是山东教育社的，他又是一个热心人，所以就主动介绍大家相互认识。当介绍到李希贵时，他说，这是高密四中校长李希贵，是我们潍坊市普通高中中最年轻的校长，今年才35岁。这些话也并没有触动我作为记者的所谓新闻敏感。年轻——说明不了问题。看来秦对李希贵是情有独钟的，他又不断地说下去：“高密四中是一所乡镇上的农村高中，高考升学率却在70%以上。希贵校长已经拿了两个本科学历，现在还在读在职研究生。”听到这里，我的心动了——拿了两个本科学历，还在职读研究生，以功利为目的者是断不会如此的。看来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校长不可小觑。碰巧，李希贵就在我身边，于是就随意地与他聊了起来。 他进一步介绍了学校的情况，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并不怀疑你们学校办得不错，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们学校的男青年教师能否找上对象，我说的“对象”是国家正式职工。他说，没有问题！来之前我刚刚为8对青年搞了一个集体婚礼，为办这个集体婚礼，我们把市人大、政协的轿车都借来了。现在，连高密城里的姑娘都托人到高密四中找对象。 为什么？ 她们都说，四中的老师人好、可靠。 我被震撼了。虽然事情并不大，但它足以说明这所学校的办学魅力和社会认可度。要知道，那是1995年，那个时候一所农村中学的男青年教师要解决好婚姻问题是相当困难的。冥冥之中我感到我发现了一块值得开掘的宝藏，遇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人。那个时候我正筹办《山东教育》中学版，一个刊物要想一炮打响，当然要靠重头文章，要靠重大典型报道，而这，首先要选好典型。几个月来，我苦于找不到这样的典型，而现在，第六感觉告诉我：我找到了。 后来，我到了高密四中。在四中，李希贵讲的两件事终于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 一位家住高密城区、父母都是干部的学生来到四中，不久给父母写信，谈对四中的感受，告诉爸爸、妈妈：“……在四中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我感到我成熟了。” 一位名叫徐文燕的同学，过去在高密市内很有“名气”，高密市所有的高中几乎都上遍了，谁也不敢收留，谁也不愿收留，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关怀、帮助”。一位教过她的师长曾恨铁不成钢地发誓：徐文燕要能考上大学，我倒过来走。最后，她被当作包袱甩给了四中，结果竟奇迹般考入大学。徐文燕从自己曲折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在四中的经历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中，对每一个懒惰、想混日子的人都是沉重的压力，因为四中是生气勃勃的，给人的感觉是蒸蒸日上的，一切老气横秋、消极、甘于落后都是与四中不协调的。四中给每一个追求着的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撑，那就是：永不屈服！……生活是复杂的，命运是变幻的，如果我真的从四中学到了什么，那么我就应该是不屈不挠、热爱生命的人。” 读着这两位同学的信，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吗？于是，我回来后写成了2万多字的长篇通讯报道《风景这边独好———高密四中教育改革纪实》，发表在1996年元月《山东教育》中学版创刊号上。通过这篇文章，我想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在山东农村一个偏僻小镇，一所普通中学的普通校长是如何把这样的教育变为现实的。我想告诉读者：“发展教育，旨在提高国民素质”，并不是一个只有大人物们才能考虑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就在我们眼前，普通的学校、普通的校长、普通的教师完全能够付诸实践的现实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家是完全能够从中国落后的农村崛起的。 四中的故事还正在进行，1995年暑假，李希贵又被调到高密一中任校长。当时的一中遇到很大困难，但是，短短两年时间，他便让这所处于低谷的普通高中一跃成为全潍坊市乃至全山东实施素质教育的“龙头”学校，让许多人认为在普通高中实施素质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后来，他当了高密市教委主任；再后来，又当了潍坊市教育局长。从高密一中校长到高密市教委主任到潍坊市教育局长，平均3年就换一个岗位。时间虽短，但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做出了只有具有教育家境界和眼光的人才能做出的业绩。这些，后续《山东教育》《基础教育》《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等报刊发表的《志当存高远———高密一中李希贵校长的教改大思路》《弘扬语言文化，塑造人的心灵———关于高密一中的“语文实验室计划”》《东风夜放花千树———高密市课程体系改革纪实》《走进教育的本质———潍坊市普通高中教育写意》《为四十岁做准备》《为学生的终生负责》等长篇通讯中已经说了许多，李希贵在他出版的收入“中国当代教育家丛书”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书中，也有更多的具有教育经典意义的故事。这些，可以佐证他作为中国当代教育家是名副其实的。 这里想说的是，李希贵做的许多事情，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其意义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教育本身。他所搞的改革，其意义固然在结果，但更在过程、方式。因为一提改革，许多人马上就会想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壮举，想到两派对阵、剑拔弩张的矛盾冲突，想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想到闹事、“交学费”甚至流血，仿佛不如此就不叫改革。李希贵走到哪里，就把改革带到哪里，但不管什么改革，都没有造成动荡和负面影响，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他把改革变成了一个个合情合理、富有人情味的故事，用他的话来说，他所进行的是没有“压力”的改革。例如他到高密一中上任，就没带一个所谓亲信，从学校领导班子到教职员工，用的全是原班人马；也没有发表什么施政演说，宣布的唯一戒律就是不准非议前任领导。但是，不到两年时间，从四制改革到教学改革，都取得了成功，而且没有人闹事，甚至没有人不满。就连前任领导都说：“这校长就该人家当。”其中奥妙，发人深思。 但对于李希贵，我最为欣赏、最为看重的还是他的人品，他的基于人品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公共关系的能力。他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从上级领导到同事下属，从党政干部到工商界经理、老板，从学生、普通教师、学生家长到司机、伙房工人，他的朋友无处不有。他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公共关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真诚；二是尊重；三是从事业、前途到生活，处处替对方想；四是不流于世俗，不汲汲于功利。他的一个叫栗瑞莲的学生（高密四中毕业，现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任教）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自己的“李老师”： 高一时我曾主办过一份班报，第一期的前言是李老师写的，以后便时常拿过去请他过目。而李老师也总是很恰当地给我们一些鼓励，告辞时无论多忙他必起身相送，末了也从不会忘记叮嘱一句：有什么问题来找我…… 上大学后终于压抑不住满腔遗憾与仰慕，我给李老师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回信，却很快收到了。在信中，他很真诚地告诉我要充分利用时间，多读好书。（四年里，李老师曾无数次告诫我要多读书，而靠着李老师的告诫，我没有成为让自己都不喜欢的人）末了的一句话让我感动不已：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另外，在北京我有不少朋友和校友，我会让他们帮你。 后来遇到一位师兄，他问我：你认识李希贵老师？他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要我多照顾你一下。我一时愕然，继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感动…… 我念大一时李老师调任市教委主任，几年来一直想去看他，但直到寒假才得偿夙愿……走时，李老师一直把我送到教委门口，路上还叮嘱我：工作的事给我打电话，我不能给你作决定，但是可以给你参谋一下。我频频点头，心里踏实了许多……后来跟家人谈起李老师，我说，我觉得李老师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不管在什么位子上，他的真诚与修养竟一点不改。 对学生如此，其他方方面面关系的处理也都十分周到，且又不落俗套。 在高密一中任校长时，他上任不到半年时间，高密市各个部门主动向一中捐款近100万元，连市公安局都捐了3万元给一中图书馆添置图书。而他让学校专门刻了一个“高密市公安局赠书”的图章，逐一盖到每一本图书的扉页上。每年到年节，他也会给关系单位送礼，但他送的“礼品”是装裱好了的学生书画作品。 在高密一中任职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似乎很小的事。这一年的年终，学校搞福利，给每一位职工发100斤大米，大米拉来后，正好教职工下班，后勤上的人就让每个教职工顺便用自行车把大米带走。恰好被希贵看到了，他立即让后勤上的人停止了发放，并告诉他们，应当先把大米给学校退休人员送到家里，再给在职的教职工发放…… 这是一种品质、修养，还是一种能力、智慧？应该说都是，也都不全是。正确地说，这是一种品质、修养，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人生智慧——洞彻人性、参透人生的大境界、大智慧。李希贵常说，要进行没有“压力”的改革，要试着做不可能的事；别人也都这样评价他：没有李希贵办不成的事。其实，进行没有“压力”的改革也罢，试着做不可能的事也罢，主要是跟人打交道。只要会做人，善于与人打交道，不管做什么事情，自然也就能“随心所欲”了。所以，我常常想，像李希贵这样的人，不管干什么事情，都会是一个成功者；不管是从事何种职业，也都会是一个成功者，而且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者——他永远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从事教育工作，他成了教育家；如果从政，他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文明修养的政治家；即使办实业，他也会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而且会是一个引领潮流的实业家…… 但他的确又是一个平常人。 说他是个平常人，首先是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低姿态。他从来不自以为能，更不会为了抬高自己而否定其他人。随着事业的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他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人劝他要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对此，他总是不置可否；他也从来不承认他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经常说的这样一句话：我们现在做的，其实都是中外教育家已经说过、已经做过的。据我观察，他这样说并不是作秀，以此表现自己谦虚，而是很真诚地这么看。对此，我深表赞同。对于李希贵，我认为他对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是否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而在于他让教育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归了教育“常识”——教育是培养“人”的，而不是培养“工具”的；是“自由呼吸”的、自为的，而不是“灌输”的。这是他的“平常”之处，也是他的“非常”处。 大约是2006年的10月份，李希贵离开了潍坊市教育局长的位子，进京受命负责组建国家教育部所属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大大出人意外的是，一年之后，当监测中心基本成形后，他突然辞去了厅局级的监测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到北京十一学校当了校长。他的这一选择让许多人大惑不解。不过我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他是想在有生之年实现以自己的教育理想办一所国内外知名学校的梦想，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办一所“受人尊重的伟大学校”。他为十一学校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和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社会栋梁和民族脊梁”。他的勃勃雄心让我感动。 我相信，凭他的教育思想和情怀，凭他的教育和政治智慧，他的梦想的实现不会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