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提出《加强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10条政策建议》，包括恢复师范教育的精英教育传统、加强师范生实践能力培养、完善教师资格制度等。

建议甫一发布，就引发人们热议。10条建议，关注的都是当前教师工作的重要命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目前，山东全省137个县（市、区）已全部启动“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2016年交流轮岗教师3.46万人，安排819名城镇校长到乡村学校任职。

实施校长职级制改革，在8个设区市先期试点基础上，2016年在全省17个市全面推开。

建立新的编制管理机制，按新核编办法，全省共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77.76万个，在学生基数减少39.11万人的情况下，教职工编制总量增加8764个。设立临时周转编制1.88万个，从其他事业编制中调剂4536个，由设区市统筹调剂县域间编制8755个。

2016年招聘中小学教师3.99万人，重点补充乡村学校和解决城镇大班额急需师资。2017年全省新增乡村教师1.8万名，补齐乡村学校短缺学科教师缺口。

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聘用教辅、后勤人员8401人。

……

只有熟悉教师工作的人才知道，这一组组富有生长性的数据背后，是山东教师发展生态的嬗变。

“这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张志勇说，“我们正在用行动书写一篇教师公共治理体系改革的大文章。”

在许多工作经验总结中，惯常的一句套话是“得益于领导重视”“感谢领导大力支持”云云。但在山东采访过程中，记者由衷感觉到，这不是一句套话、空话。对于教师工作中的顽疾和沉疴，如果没有领导者的高度重视与支持，没有除旧布新的坚定意志，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步履维艰。

山东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的制定与出台过程，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证。

早在2015年3月，山东省内某媒体报道称，一些师范生宁可转行也不愿到农村任教。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孙伟看到报道后极为重视，当日作出批示“要着力解决类似问题”“请抓紧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接到批示，省教育厅组织人员到蓬莱、郓城等地乡村学校做了专题调研，召开各层面座谈会，听取基层的意见和建议。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出台后，孙伟密切关注实施办法的出台与落实，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强调：“各牵头部门按分工抓好落实，请省教育厅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此后，了解到茌平县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和编制中出现的问题，他又一次作出批示，要求“省编办、人社厅、教育厅共同牵头，组织专门力量深入调查研究，针对不同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据山东省教育厅不完全统计，在推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过程中，从省委书记姜异康、时任省长郭树清到常务副省长孙伟，省领导的相关批示不下十多次。对于同一项工作，省领导不惮其细地作出批示，密切过问、督办，并不多见。

这里不能不提及山东省的一项特殊工作机制。在省领导的工作分工中，教育工作是由常务副省长主抓，许多教育难题经常被摆上省委、省政府的办公会议程。这样的重视程度，使得教育问题的解决力度与效率自然都提高了。

“孙伟副省长多次深入教育一线，发现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投入很大精力抓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推动各部门出台向乡村教师倾斜的政策措施。”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左敏感慨道。

人们常开玩笑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重视就不难”。的确，在山东省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一些最难啃的硬骨头都是在省领导的强力推进下才有了突破性进展。

2016年，山东省两会召开，时任省长郭树清代表省政府庄严承诺“全面推开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和去行政化”。此后，他还多次过问此事，提出对落实不力的市要相关部门约谈市领导。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截至2016年底，山东省17个市已全部出台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方案，目前此项改革正在有序推进。

像这样把教育工作、教师工作当成头等大事，敢于迎难而上，为教师办实事，已成为山东省各级行政部门自觉的施政理念，成为各地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一条有效经验。

几年前，省编办主任刘星泰调任山东省日照市市长。有了在编制部门工作的丰富经验，刘星泰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如鱼得水，当年通过编制管理创新，为全市教育系统新增了4000个教师编制，极大地缓解了教师编制不足的窘境。为此，省教育厅特地邀请刘星泰在全省会议上做典型发言，向全省各市市长、编办主任、人社局长介绍编制改革经验。

如今已任日照市市委书记的刘星泰，又力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还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日照经验”。

在山东省教育厅召开的座谈会上，受邀的有省编办、财政厅、人社厅等相关部门处室负责人，张志勇逐一作了介绍，特别强调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举座都为之莞尔，张志勇也笑着补充了一句：“当然，是‘打出来’的朋友。”这里的“朋友”二字着实耐人寻味。办好教育最关键的几个要素——编制、财政、人事等都攥在这几个部门手里。通常情况下，教育部门为了争取“人和钱”，会与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不成“仇人”就不错了，哪能成朋友。

这也反过来说明，没有这些相关部门的支持，教师队伍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孤掌难鸣。

以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为例，2016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第56号文件，其中规定“在现有标准基础上，中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5个百分点，小学高级和中级岗位比例设置上限分别提高7个百分点”。

“仅此一项粗略计算，全省中小学中高级岗位名额将增加8万多个。”省人社厅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副处长邢军说。

文件中看似简单的两句话，背后都是经过拉锯般多回合的政策博弈。为什么要提高小学高级教师比例？为什么小学、初中、高中的高级岗位待遇要一样？为什么山东省要先改革？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争议，省教育厅与相关部门多次调研、沟通，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特别是我们每动用一项公共政策，都意味着一大笔财政支出。”采访中，张志勇望着身边的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处长董苏彭说。

“我给大家报个账，看看一年来教育都花了哪些钱。”董苏彭接过话头，神情凝重地说，“2016年，为加强教师培训，全省投入资金1亿多元。为支持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财政每年拨款2000万元。2016年全省招收免费师范生3000名，省财政每人每年拨付培养经费1万元。另外，支持1.4万名大学生到财政困难县实习支教，省财政拨付2000多万元。还有，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省财政拨付专项资金5200万元。”

听董苏彭一项项列举出来，难免让人有种错觉，山东省财力雄厚，但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山东省并不富裕，但对教育却从来都是舍得投入。”董苏彭说。

毫无疑问，任何一项改革，其实质都是权力的相互让渡和利益的再分配。无论是校长职级制改革还是“县管校聘”改革，其革命性意义就在于，直接撬动的是多年来形成的管理机制固化格局。

以前，教师要从一所学校调到另一所学校，难度相当大。“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批，流程复杂，即便符合调动条件，没个半年时间都下不来。”省编办事业机构编制处处长杨红帅说。

这样的难题，在“县管校聘”改革实施后迎刃而解。“编制部门只管控编制总数，在总数范围内，教师怎么分配、怎么流动都是教育部门自己说了算，事后到编制部门备案即可。教师流动的制度障碍被彻底打破了。”杨红帅说。

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说白了，要把过去属于政府部门的权力转移到教育系统。

“改革的顺利推进，是以权力让渡为前提的。在改革切入点上，我们与其他职能部门也时常会有分歧，有争吵，要从如何更有利于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出发据理力争。”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祝令华说，“当然，最终大家会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为了百姓的利益。”

为了更好地建立共识，近年来山东省教育厅的一项有效策略就是，经常会同省编办、财政、人社等各个职能部门，一起深入教育基层联合进行问题调研或督导检查，找准症结，然后集思广益想办法。

“这两年我没少跟着省教育厅工作人员下去督导。”董苏彭对记者说，“因此看到了教育的真实现状，为教育做好服务的心情就更迫切了。

也就是在共同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中，这些职能部门成了“打出来”的朋友，成了公共政策决策的伙伴。

因此，每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左敏在讲话时都忘不了向各职能部门致谢，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教育改革发展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设置班级管理团队激励经费，是山东潍坊的一项管理制度创新。按照该市教育、人社、财政三部门出台的政策，每班每月700元用于奖励班级管理团队。

但当初，这项让广大教师叫好的激励机制差一点夭折。那时，听说市教育局要给班主任发津贴，各相关部门都说有难度。有人说：“现在各系统都在规范津补贴发放，你们还要‘顶风作案’，这事太难办。”

面对反对声音，潍坊市教育局没有退缩，而是据理力争，教育局局长徐友礼说：“奖励班级管理团队，既是对其劳动价值的肯定，也是实现人人育人的制度保障。”

市领导采纳了市教育局的意见。最终，市财政局和人社局拿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以班级管理团队激励经费的名义，700元中的400元由各级财政予以保障，300元从现有奖励性绩效工资中统筹解决。

谈及这项制度的出台，潍坊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胡筱芹深有感触：“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我们要能拿得出专业化的建议，只要符合教育发展规律，肯定能得到大家支持。但反过来，争取到的政策和权力，我们也必须要用好。”

这也是张志勇一直强调的：“我们是直接为教师服务的，最知道他们迫切的利益诉求在哪里，体制的症结在哪里，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得到各部门的理解与支持。”

去年教师节，张志勇陪同省领导到济南的城乡接合部学校调研。区教育局的同志反映说，教师编制不足仍是一个问题。省领导挺奇怪，省里刚刚核过编，通过编制管理创新，全省新增教师编制近10万个，怎么又不够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张志勇当即予以解读，教师核编三年一次，而且参照的是上一年的学生数，但作为省会城市，每年新增外来学龄儿童上万人，这样核算的教师编制数是滞后的，自然难以满足城市化带来的教育需求。

“像这种情况，你只有把问题讲清楚，才能为公共决策提出专业化建议。”张志勇说。

专业化建议从哪里来？来自于对教育基层情况的熟知和问题的准确把握。“越往基层跑得多，政策的敏锐性就越强。”张志勇说。这几年，事关教师的每一项公共政策建议都是在对基层情况的大量调研中得出的。张志勇不仅自己带队下去调研，也邀请其他职能部门的同志一起下去。

专业化，无疑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各个部门的沟通协商、政策博弈、相互制衡、相互配合中，山东教师队伍建设走出了一条通往治理现代化的新路。

这一点从一个细节可见一斑：在潍坊记者发现，该市出台的各项政府文件中，每一条意见后面都用括号标示出相应的责任单位，这项工作由哪个部门牵头、哪个部门配合都规定得清清楚楚。

不言而喻，这样的做法既避免了政策落实中的“踢皮球”现象，也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现在省里制定文件也开始采取类似做法，尽可能把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写进文件，既便于考核评价，也确保政策的落地。”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调研员李文生告诉记者。

用现代治理的理念审视教师工作改革，山东省的另一条有效经验是，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政策“一刀切”，发挥各级教育部门的自主性，同时搁置争议，求同存异。

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是，作为此次教师工作改革中最为艰巨的一项任务，校长职级制之所以能在全省稳步推进实施，原因在于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文件和改革举措，并不强求统一模式或步调一致。

“其目的就是让各地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鼓励地方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张志勇说。